于建勇

“諸位同學：今天承崔校長見約，參觀貴校，得與諸位一談，甚為愉快。諸位須知，有許多小學畢業生，想進中學而不能，諸位能進中學，已為難得。且諸位都是鐵路員工子弟，在本路學校求學，一切都很方便，更為難得。諸位須知，現在求學，是為將來服務社會的預備，若學得不完全，將來不能有貢獻于社會，便是辜負了社會的培養……”

正在給鐵路員工子弟演講的，是一位帶著眼鏡、身材瘦削、溫文儒雅的老人，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。他演講的題目是 《于課堂中求趣味，于校課外做實驗》。這天是1934年9月28日，時年，蔡元培66歲。

蔡元培，字孑民，浙江紹興人，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任北京大學校長。他提倡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，促進了北大思想的活躍、新思潮的傳播和學術的繁榮，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、五四運動的策源地。

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。他開創了 “學術”與“自由”之風，樹起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，建立了獨立的學術研究機構框架，奠定了高等教育的基礎，為我國教育、文化、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。中共中央譽其為 “老成碩望、勛勞卓著”；毛澤東稱其為 “學界泰斗、人世楷模”。

是哪所鐵路中學有這么大面子，能夠邀請到大名鼎鼎的蔡元培先生，說來或許有人不信，它就是鮮為人知的膠濟鐵路青島中學。

最初，這所學校是附設于膠濟鐵路青島小學內的一個初中班，成立時間為1925年9月。1927年3月，該中學從小學內遷至廣西路26號，正式被命名為膠濟鐵路青島中學，簡稱膠濟鐵中或青島鐵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是全國鐵路系統辦起的第三所中學。此后，學校多次搬遷，1928年春，移至德縣路4號；夏，租浙江路房產 （張勛舊居）；1930年，租國立青島大學第四校舍；1931年3月，在四方區杭州路3號、四方機廠對面建新校。

膠濟鐵中生源為膠濟鐵路 （含四方機廠）職工的子、女、弟、妹、孫子、孫女等直系親屬，還包括青島以外、膠濟鐵路沿線各地職工子弟。

蔡元培與膠濟鐵中的關系，還要從他與膠濟鐵路的關系說起。

早在華盛頓會議確定膠濟鐵路由中國政府贖回后，1922年5月4日，蔡元培在北京 《晨報》上發表了 《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》一文，指出：五四運動，為的是山東問題。山東問題，現在總算告一段落，但是運動的結果還不能算完滿。必要集股贖路，確有成績，把膠濟路很簡單地贖回，其他問題自然 “迎刃而解”了。所以集股贖路是我們最重要的紀念，大家不可不努力……我覺得五四運動，用不著許多夸張的紀念，只要把3件重要的竭力進行： （一）廣集贖回膠濟路的股款； （二）自動的用功； （三）擴充平民教育。

蔡元培與膠濟鐵路的淵源，還體現在籌資辦學上。

國立青島大學創辦時，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是籌備委員會9名委員之一。當時辦學經費緊張，1929年8月3日，他致信當時的政府監察院院長吳稚暉： “其經費預算年60萬元，擬請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24萬元，而市政府與膠濟鐵路各出6萬元……”

這座大學的創辦，自此也就有了膠濟鐵路的一份功勞。

蔡元培籌建青島海濱生物研究所，膠濟鐵路也功不可沒。

1934年，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總干事丁文江主張在青島建海濱試驗所，并以私人及海洋組中國分會名義向各方籌募經費，經過一年努力，募集年度研究經費3800元，其中膠濟鐵路當局就認捐1800元，幾近一半。無怪乎蔡元培在1936年3月所撰 《中國的中央研究院與科學研究事業》一文中，列舉了22個對中國海洋科學發展做出貢獻的單位，膠濟鐵路當局榜上有名。

基于此，蔡元培與膠濟鐵路的關系就更近了。

1934年9月28日，在青島逗留的蔡元培應邀到膠濟鐵中演講。邀請他前來的，是膠濟鐵路管理委員會委員崔士杰。崔士杰的另外一個身份是膠濟鐵中校長，就是蔡元培演講開篇中提到的 “崔校長”。

崔士杰，字景三，山東臨淄人，在1928年濟南 “五三”慘案中接替遇難的蔡公時，擔任山東外交特派員，后來又擔任接收膠濟鐵路委員長，1932年6月擔任膠濟鐵中校長。